“近代”对于日本而言，既意味着“近世”德川时代的终结，也意味着以明治维新为起点的向世界现代文明秩序开放的历史时代。“近代”既是一个以时间演变为导向的社会进化过程，也是以制度演变为导向的政治转型过程，期间充满着促使新旧时代转变的重大思想政治变革。
从德川到昭和的思想政治演变的结果，强大的思想惯性背后实际上是由一股内在的民族主义精神动力在起着支配性作用，由此主导着明治维新以来的政治转型在多重历史关口不断地发生与“近代”目标相背离的逆转。从“脱亚入欧”到“脱欧返亚”，从“欧洲主义”到“亚洲主义”和“大东亚主义”，从“凡尔赛体制”到“东亚新秩序”和“东亚协同体”，从大正民主主义到昭和军国主义，从重构“世界史哲学”和世界秩序到太平洋战争，这些重大的思想
和政治转折无不与民族主义的“东洋”近代观和文明观有着极为紧密的关联。德川时代的民族意识觉醒，明治时代的民族主义政治与思想动员，大正时代的民族主义向国家主义的演变，昭和时代的国家主义向极端国家主义的质变，才是制造日本“近代”转型悖论的根本原因。